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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僚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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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治家,如同老师、医生、律师一样,会被尊称为「先生」(Sensei),也即意味着只要拥有这个身份,便会赢得人们特别的尊重。

正因如此,我们才很难想象,一位年长的政府高官会被当成搞笑段子:不论是在网络留言还是在平时谈话,大家都对这位官大人予以全方位的嘲讽,更将他当做一整年的最大笑点。

这就是去年十月方刚进入内阁序列的樱田义孝奥运担当大臣所面临的境况,同时他还兼管网络安全事务。在这两个领域,他都留下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发言。

首先是他去年11月在参议院因东京奥运会预算问题接受质询时,与参议院议员莲舫(立宪)的几段对话:

莲舫:我看了大臣个人网页过去五年的记录,不论在政策还是理念上没有一个字和奥运有关……大臣为什么会觉得自己适合当奥运担当大臣呢?

接下来是他去年11月在众议院就核电站计算机系统安全问题接受质询时,与众议院议员齐木武志(国民)的对话:

齐木:USB存储器就像是议员徽章一样的小东西,插进去就可以感染病毒。核电站定期检测时,除了电力公司职员外,其他人也会进入,物理上插入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不是不让用的问题,犯罪者「想用」的话怎么都能插进去,不让用算不上是网络安全对策吧……

樱田:想用的话,好像是将什么东西插进孔里吧……具体的细节我也不太清楚了,如果需要的话,我让比我更清楚的专家来作答怎么样?

去年十月众议院选举后,樱田义孝大臣初入内阁,便创下了诸多纪录。开会迟到、念错议员的名字、谎称自己没提前收到问题、质询时下属耳语一句他复读一句,种种表现让日本国民颇感好笑。

但东京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却一切正常,并没有因为主政官员糊涂不堪而有任何延宕——日本一般市民更只是觉得樱田义孝过于搞笑,但也接受了这个局面,并不因为这样一个糊涂大臣而过分气恼。

对于我们这些外国观察者而言,日本人似乎有点过于心平气和了。尽管国会上议员们轮番轰炸樱田义孝,但更像是以他为乐,而并没有因他对整体政治有什么抨击。

事实上,糊涂无能是绝不足以免官的,虽然官房长官菅义伟屡次致电樱田要求其少说话,自民党的伙伴公明党也为这样一号人物感到无语,但樱田义孝仍然稳坐大臣位置,至少在结构上是整个国家奥运与网络安全工作的指挥者。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一窥现代日本权力运行的一个奇妙景象:尊贵但愚钝的大臣、勤奋而高效的僚属、聒噪而无奈的国会、看戏旁观吃瓜喝汽水的国民。这些人就仿佛被同时放置在一个大型剧场里,各司其位。

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几者的互动,并不应该就这样令人淡漠,毕竟这几者正是现代政治的化身。

现代政治在两个维度上至关重要:谁来决定做哪些事情,谁来把决定好的事情做成。国际社会近年来的纷扰几乎都是围绕这两点来展开的:民粹主义兴盛、素人政治家不断登场,民众在重新定义「决定做事情」的含义,排除职业政治家与官僚的干扰。

我们既期待着高效的政权,又渴望通畅的意见表达。为了高效,现代社会发明了官僚这个庞大的机器,官僚们精通技术、立场中立,被尊称为「公务员」或「人民公仆」,但自我封闭,不论何党执政,班都是要上的。

为了意见能通畅表达,现代社会又发明了风水轮流转的职业政治家们——他们或是成为内阁大臣,作为执政者代表了「长期」的民意,驾驭着官僚、指导着机器;或是成为国会议员,作为监督者代表了「短期」的民意,期待着自己也能成为内阁大臣,对现任者吹毛求疵。

现代社会也发明了我们——虽然不会直接决定政治的一切,也没有决定或做成事情的充分能力,但又必须关心政治、且永远无法置身事外的现代公民。

· 樱田义孝大臣在属下指引下回答问题。内阁大臣由首相在众议院议员中提名,与首相、内阁共进退,属于政治家。他的属下则是所属省厅的公务员,不论哪届政府都会照常上班,也即一般意义上的「官僚」

虽然民众选举政治家、政治家统驭官僚、官僚服务民众这一系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状况,但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而言,这一结构会呈现出极其不同的面貌。

如果漫步在东京的永田町,似乎会觉得日本宪法中期望的样子就正正好好地呈现在了地理环境上:

国会议事堂高高踞坐在长长坂道的顶端,皇居、首相官邸分散在这周围,齐木视线中还可以捕捉到霞关中央官厅区那些坐满官僚的整齐高楼。俯瞰着皇室、内阁与官僚,最接近民众的国会在地理位置上尽得风流。

然而,观念只是观念。国会踞于坂道之上,只能说是高处不胜寒。坂下霞关那些中央省厅的楼群,犹如巨人一般,耀武扬威,热闹非凡。

谁拥有做决定的权力,谁掌握完成事的能力?官僚、职业政治家、民众,这三者围绕着现代社会这最重要的「权力」与「能力」,直指现代社会最深刻的政治问题:国家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中央省厅的历史比国会要早得多,他们是明治维新后第一批被生产出来的现代制度。

明治早期的新政府首脑大多是萨长武士,他们学习西方改组国家的想法也十分明确:洗刷国耻、重振国威。从这开始,日本的指导者们的思考重点便落在要怎么「用好」国家,以便更好地实现目标。虽然政府掌握了「权力」,但执行需要「能力」,第一批官僚就这样诞生了。

明治国家的早期建设有些是由贵族主导,有些是由军人主导,有些是由这些官僚主导,而政党政治家,则是很晚才诞生的事物。

讨论开设国会时,指导者脑海中想象的乃是公卿与武士一起召开会议的场面,而如今四民平等,这个画面还要再加上一般臣民,由他们共同辅佐天皇。

对政府而言,是他们带领着官僚们创造了国会,而不是国会决定了他们。对于天皇而言,国会是与军队、政府一起效忠自己的对象,国会并不产生政府,也不能赋予政府以荣耀。国会并非行使「权力」的地方,而是作为国家「能力」当中极为受限的一环。

最终,官僚们纷纷进入议会政治,通过成立「立宪政友会」来与政治家们讨价还价,实现「权力」与「能力」的融合。有时官僚们会占据内阁的部分席位,有时官僚们也会让议员领取全部内阁席位。虽说如此,政友会一系的官僚出身议员,与反对党民政党一系的政治家出身议员,在观念与经历上实在无特别差别。

大正时代的日本政府,念念于匹敌西方,光耀帝国,大正的政党政治,不过是两党在同一个天皇与帝国的感召下,就不同手段产生的竞争。这时的政治家们,虽然讴歌议会政治,但并不认为议会是最终目的,民主也只是帝国统合的途径。

实际上,这样的看法也深得一般大众认可,如果泛泛的权利换不来减租与温饱,那么就算议会政治又如何呢?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本国家,官僚、军队本身就高度重视农村,而议会政治下的政治家们则对农村缺乏了解,因而一般民众对议会与民主并没有天然的好感。

在这些背景下,国家的目的是明确的,而执行国家目的的官僚们,也是高效而尽职的,其余事项——民主、宽松、政党、议会,则是在不同境况下达成目的的手段。

正因为如此,官僚的运营状况实际上决定了国家的尺度——号称「官厅之官厅」的内务省既可以围观议员竞选而不做任何表示,也可以指挥警察驱散集会,乃至指导选民投票。

被官僚们认可的政治家,在赤坂的料亭与高档西餐厅里解决政治会谈,两相合作不亦乐乎;而不被官僚认可,甚至认为有害于帝国的政治家,则或被警察骚扰,或屡选不中。

进入战争时期,官僚们更是与军队联袂而舞,一并收紧国家的尺度。所有政党被统合在一个单一框架下,内阁大臣也重新回到了以官僚、军人为主的模式。

· 1942年第21次众议院议员选举海报。战争期间国会的各个政党均被解散,不少议员被统一收编入新成立的唯一合法政党「大政翼赞会」中,该党的最大使命即为支援战争与「东亚新体制」

即便是日本战败,美国占领时期,日本官僚的生存也并未受到大的冲击。美军万事都需仰赖留存的日本政府,虽然在新宪法的鼓励下政党政治、政治家的活动得到了绝对保障,但百废待兴的日本也需要有庞大的技术官僚整理国家工作。

实际上,重新开始活动的政治家当中,除开刚刚从内务省阴影中摆脱的左翼政治家们,其他人基本都是战争期间的官僚、议员。

日本万事反省、脱胎换骨的进程终究让位于冷战的定位与吃饭的需求。处于废墟之中的国家经不起内耗,工人必须被控制、必须受打击,旧时代的官僚们这样坚信着,也为重新夺回主导权做着准备。

1955年,为阻击日本社会党等政党壮大,为工运与马克思主义流散踩下刹车,原政友会系统与原民政党系统的政治家达成合并协议,宣告自由成立。自此直到平成之前,日本都处于自民党长期执政、社会党长期在野的稳定格局。这种「五五年体制」既对日本战后「权力」与「能力」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构成了平成初年变革时的基本背景。

既然要复兴、要高度成长,那么这样的目标就与战前的富国强兵并没有区别,日本再一次回到了思维当中的熟悉区域。

即便自民党可以把握国会的绝大多数,并在战后政局中树立起民选政治家的威信,如果没有官僚的配合,依然是没有「能力」做支撑的「权力」。自民党本身由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大战前团体组成,而政友会与民政党又与官僚、商界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就意味着两个问题:自民党本身是派系林立的结构;自民党必须与官僚维持良好的关系。

实际上,自民党开发出了一种党内讨论的模式——自民党所有的政策均由政务调查会研究做出。政务调查会按照各省的职能下设有各类部会与调查会,由被称为「族议员」的归口议员带领官僚参与其中。

战前,在天皇的御前,首相、内阁各大臣的地位平等,分别独立地向天皇进献意见,各省互不负责,全部向上仰望天皇;战后强化民选政治家的地位,首相取代天皇,但内阁中各省的角色与作用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首相重新成为了权力的想象核心,大家的生活在政务调查会中重新找到感觉——各个派系互不负责,但各个派系均向上仰望党的总裁,也就是国家的首相。战前的官僚以省厅为领地的模式被战后自民党的党内架构所吸收,所有国家大政方针在党内就会被讨论完毕。

由于党内派系林立很好地再现了战前各省厅在国家政府当中的互不管辖,因而保留了各省官僚竞争力的同时,也能够将政党自身的统合性发挥出来。

对政党有强烈归属感的族议员,与对自身所在省厅具有极强认同的公务员合作,将国家的结构移植到纪律性更强的党的结构当中,自民党内部既形成了极为稳定的互相支撑的小根据地,也能在必要时将根据地连成一片,予在野党以痛击。

不过,这种各省厅共同支撑的模式也必然意味着,自民党的基础是由中下级官僚支撑起来的,也就是所谓的「禀议制」。

日本中央省厅公务员招录会区分特考组(Kyaria)与非特考组(Non-Kyaria)两种群体。对于特考组出身的官僚而言,考中就相当于高中进士,需要在省内各个部门任职,以转圈螺旋上升的方式实现晋升出头;而对于非特考组官僚而言,一生中最高职位不会超过课长。

大臣起起落落,对省内情况最不熟悉;归口的族议员,时常和官僚打交道、制定政策,比大臣要更熟悉一些;特考组官僚,身居公务员的顶点,对省内知根知底,但或许不了解细节内容;非特考组官僚长期居于省厅基部,出头无望,浸染亦深。

而落实到决策环节,则是这些非特考组官僚以其经验与技术挑起大梁,由中下层官僚制定技术核心,再将方案内容向上流动,高级官僚或许会略有增删,族议员或许会略作调整,而到大臣这里,则几乎只剩下有样学样。

· 左图说明了特考组与非特考组在入试与晋升上的主要区别;右上图展示了特考组官员的晋升路线:即便本省厅内没有合适的领导岗位,也可以被分流到与本省厅有关系的外局、所管法人等外围组织;右下图则是对两种决策模式的比较,一种是上传下达式的决策,一种是禀议式的决策,决策的真正起草者,在两种体系中正好处于相对的两极

政治家在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被大大弱化了,但政治家同时又在地位上保持了对官僚的绝对权威——除非脱离出官僚的轨道,否则官僚永远不会和政治家平起平坐。

自民党内,大臣的晋升不与政绩挂钩,而是实行年功序列:当选两回众议院议员可以被任命为省厅的政务官,虽然是大臣的副手但毫无权力,可以说是见习政治家;当选三回可以成为族议员中的部会首长,可以说是见习大臣;当选四回可以成为国会的委员长,而当选五回则便有机会出任大臣。

说到这里,樱田大臣的精彩表现,及其下属的辛苦奔波,也都在这个体系里有了安放的位置,变得可以理解。外行指挥内行在日本从来都不是问题,反而说这正是政治家与官僚合作的结果。

联想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的讨论,我们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倒错:传统理论中,政治家被认为是上天入地、大起大落、带有很强个人色彩的存在,而官僚则处于一种贫乏与无趣的状态。但在日本,贫乏与无趣正是被政治家们所承接,而他们管下的官僚们,则在各省的竞争格局中时刻保持着战斗的活力。

这种贫乏与无趣也被转嫁给了国会。国会看似雄踞千代田区的高点,但政治家与官僚们实则对之兴味索然——国会并非决策的发生地,决策被拿到国会时,就已经预定了要被通过的命运。

由于执政党的事先审查制度,自民党的政治家们极少参与会议,也极少发言:国会变为了在野党的秀场,但在野党又毫无权力。就像开篇时我们看到的那样,就算莲舫与齐木将樱田大臣问出花来,他们也难以真正把握决策的核心环节。

战后的日本为自己设定了复兴与富裕的目标,各省官僚便以此为基准发展各类外围团体、商业联系,指导整个进程。在这样复杂,又极为强调国家计划的工作中,自民党与社会党的超稳定结构保证了计划的连续,又保全了民主国家的面貌——说是合谋,亦不为过。

战后的日本继承了战前的诸多特质,官僚们马力全开,政令指挥棒纷纷落下,凡是被判定为有益发展的则大力扶植,凡是被判定为延宕发展的则尽力设限。官僚们用考试制度、内部磋商与省厅本位创造了复杂的门阀系统,并将国家的目标交由这个庞然大物来执行。

这个庞然大物当中,很难见到更有勇气的思考与面向明天的变革,更不会看见构成国家的一个又一个具体之人。

高度成长神话中,树立起的是一个又一个将会社当做家庭,为人为己勉力奉公的存在,这是官僚们脑中想定的庶民。庞然大物维持着高效与稳定的思路,将日本带入数十年的高度经济成长,让日本回避了天皇制反思、民主空壳化、战争责任、同调压力、民族认同等等涉及更复杂处境的问题。

· 小说《官僚们的夏天》讲述的便是高度经济成长期,通商产业省官僚们如何面对困难、建设经济的故事。本书亦于2009年被改编成电视剧

平成时代的经济危机(泡沫经济),或许在人与人的口口相传中被逐渐夸大,但它对心态的冲击却真实而深刻。平成初年的一系列外部危机,再加上官僚群体自身的积弊,一场对官僚的清算终于开始了。

平成最初十年,日本媒体爆料出了一个又一个官场弊案,而程度又是昭和时代的弊案所远远不及的。

昭和六十三年(1988),媒体爆出人力资源、房地产公司利库路特为了拓展业务、方便生意,向大量政治家与省厅官僚赠送尚未公开发行的股票。内阁、文部省、劳动省、NTT全部中招,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无一幸免。

作为生活方式的受贿与内部交易,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agercreekveggies.com/,齐雄虽说对官僚而言是家常便饭,但对国民来说却是第一次知晓。特别是以清廉著称的官僚们一个个保证问心无愧,最后却都被东京地方检察厅查证受贿属实。

强烈的反差引发了一系列对官僚生活的揭露,诸如每天晚饭基本都是接受企业的招待、周末去豪华会所打高尔夫球几乎是热门省厅公务员的日常生活等。经由媒体的披露,国民先于官僚系统感受到了这种突然揭露的痛感。

· 利库路特事件虽然牵涉了包括首相竹下登在内的众多政治家与官僚,但被真正问罪者不过是冰山一角

平成五年(1993),一系列贪污问题缠身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惨败,失去多数优势。在野党联合组织,成立细川内阁。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五五年体制自此崩塌,即便日后重返执政,也常常需要与其他政党联合(如安倍现在联合的公明党)。

自民党党政等于国政的时代宣告结束,新的局面当中,过去官僚更多的惯用做法被揭露出来,进一步刺伤国民信任。

· 1993年第40次众议院议员选举结束后《朝日新闻》的报道,本次选举不论是自民党还是社会党,均遭受重大打击,五五年体制就此崩塌

平成八年(1996),先驱新党出身的厚生大臣菅直人主动揭发管下厚生省官僚令人震惊的操作。

80年代末艾滋病被发现后,国际医学界倡导输血前必须加热血液,以防艾滋病毒感染。厚生省为保护日本国内医药供应商,在明知外国已有安全的加热血液的情况下禁止其进口,日本国内只能使用本国生产的未加热血液,导致大量患者感染艾滋病毒。

为国家经济目标而不惜牺牲医疗安全,官僚声誉在此事件中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之前历代厚生大臣对此事的遮遮掩掩乃至一概不问更令民众愤怒。

以上的问题与其说是部分官僚败坏风气,不如说官僚治国在高效完成目标的同时,必然会带有的副产品。

自民党根据地林立的格局决定了各省厅只能各自为政,形成了纵向的割据,而省厅又会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培养配合政策的经济界与学术界力量,不然何以让人家听命于你?

以政治家的目标为依归,以官僚为中核,以大学、研究所、财阀为外围,每个省厅都培植了自己的系统。而内幕交易与贪腐,更像是家庭内部的恩惠与润滑;无视人命的决策,则亦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

高效意味着无视,高效意味着配合,高效背后的阴暗都是在自民党一党独大倒台后才被认识到的。

· 政、官、商三者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合作关系,企业向政党献金、向官僚许以退休后的高管职位(被称为天下り,也即天神降临),官僚与政治家则指导企业、为其提供各类帮助

民众这时才痛切地意识到,虽然日本宪法规定主权在民,但民众不仅没有监督「能力」的办法,亦没有指点「权力」的渠道。

自民党所依托的官僚体系,是一个内向封闭的系统。经济绝好时,这种特征可以提供有能与优质的管理配合;可一旦经济下行时,官僚系统就会变成把持与垄断的中心——更何况,官僚在泡沫经济与金融风暴中的差劲表现已经破除了公众对官僚的精英崇拜,而私德败坏与贪腐的揭露更是让民众不再遵从官僚的神谕。

平成之前,日本政府几乎没有信息公开的意识。一旦被媒体公开,反而会先找泄密人的麻烦。官僚对民间,乃至对政治家的指导就像是古希腊的预言师西比拉,官僚用众所不知的流程与神秘感制定出了一个又一个政策叫国民去遵从,个人如果希望反抗,首先面对的就会是复杂的行政程序与庞杂的专业优势。

平成期的重大危机令西比拉的神谕失了效力。不过倘若就算这神谕没有失效,生活在一个毫无异议的环境中,听从云端官厅下达的指导,不也是一件足够奇怪的事吗?

五五年体制崩溃,但自民党依然有翻盘的机会。在野党虽然在除弊方面活力四射,清算彻底,但却毫无实际的从政经验。

长期内部的商议传统让在野党无从参预机要,光说不练只能越来越生疏。就如同自民党依赖官僚,在野党也极度依赖国会,如果把他们塞到各大省厅里去做大臣,效果同样不尽人意。

政权很快又重新回到了自民党人手中,只不过自民党此时已经十分脆弱,民众也不过是劣中拔孬而已。政治家与官僚的分手,势在必行。

平成八年(1996),就在厚生大臣菅直人揭露输血黑幕的时候,首相桥本龙太郎也开始了对官僚系统的第一次整顿。

本次被称为「行政改革会议」的整顿行动,要求各中央省厅逐步公开决策信息,削弱组织力量,拆解大藏省、合并近半省厅、将外围团体消解为民间团体(如推动国立大学法人化,而非隶属于文部省,又如将庞大的半福利机构邮政系统民营化),废除除了给政治家轮岗外毫无用处的「盲肠岗位」政务次官,设置副大臣,强化政治家对官僚的压制。

21世纪最初的数年,属于极富个人魄力的小泉纯一郎。小泉有意破除政治家的年功序列与毫无危机意识的官僚依赖症,大幅启用素人或年轻政治家管理官僚。同时设置隶属于内阁府,而非省厅的经济财政谘问会议,摆脱旧有决策模式,收回各自民党政策部会-省厅合作机制下的决策权力。

从此以后的决策,非首相官邸征召、指挥,下级官僚无从过问。权力从省厅割据被中央集权到了官邸,民选政治家在其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但是正是从小泉这个「没有自留地的改革」中,自民党政治家们才发现摆脱官僚的帮助,政治家将无比脆弱。

小泉个人的能力与魄力可以稳定住整个机构改革,使得内阁不过度依赖官僚也可以处理政事。但小泉下野后,自民党的继任者们——福田康夫、第一次掌权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都没有能力承接起负担沉着的决策权力,走马灯一样的三连换与经济决策的步步出错让政治家们体会到了官僚削弱后的苦涩。

自民党再次一败涂地,在野党融合成的上台,实现在野党完全执政。而的执政表现甚至不如自民党。

虽然希望一扫官僚流弊,为日本政治带来新鲜空气,但长期在野党生活让政治家手腕极其稚嫩,而又受到了官僚以「矜持」为理由的抵制,政治家们也被卷绞进文山会海的世界里。

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让政府的低能与迟钝暴露无遗,惨败又落在了他们身上。当年意气风发揭露官僚恶行的菅直人,在首相任内也因倚仗官僚而决策误判。

· 2016年的日本电影《新·哥斯拉》前半部分更像是政论片,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官僚制度面对突发灾难时的无力。面对哥斯拉登陆东京,政治家与官僚的反应竟是先开个会,按照流程成立一个对策本部

平成时代在诸多气质上与前面的时代均有差别,明治追求富国强兵、大正追求帝国荣耀、昭和追求超克欧美与复兴富强,但平成时代抵触这些宏大的叙事。

虽然全民都意识到平成时代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状态,但是走出泡沫经济并不被认为是全民一致的目标——相反,全民是分散的、飘零的、对国家缺乏期待的。

对国家缺乏期待,是建立在民众绝望地发现「权力」与「能力」均让人失望,而自己又难以参与的基础上。这既有可能会导向更深刻的社会改革,也会导向更悲观的全面冷漠。

· 2016年参议院选举时的海报:「虽然讨厌,但想守护民主:给这样的你。不必马上相信。请让我们作为在野党发挥喊停的功能」,该党在当年便宣告解散重组

2012年野田佳彦率领的在众议院痛失173席,安倍晋三的自民党则暴涨176席重回众议院第一大党。学者小熊英二曾说安倍内阁是个非常幸运的政权:不论是获胜的契机,还是自身的处境。在民众对官僚的迟钝忍无可忍的时候上台,而历代政权削弱官僚的努力也已经水到渠成。

安倍的策略,是强化内阁的「权力」,而将官僚的「能力」全面压制在「权力」之下。

安倍政府在前代政权的基础上继续将权力收束在手边,强化内阁中心,将决策分为围绕在官邸周围的各个小组与会议,官僚们根据项目需求被征召、聚集,族议员与各省各自垄断的局面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将人事权收归内阁,各省厅难以再决定高级官僚的出路。全体中央省厅官僚如同众星拱月一般绕着首相官邸打转,决策也收归政治家。

按照一般的理论,强化民选政治家对官僚的领导,可以更加注重个体民众的诉求,增强主权者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让国家不再是独立的、自主的执行目标的庞然大物,而是服务民众诉求的平台。

但在目前的日本,不论是自民党自身的惯性,还是日本民众,都没有对这样的生活有所期待。相反,官僚势力的跌落,换来的是政治家的强势。

安倍一强的格局下,安倍政府得以随心尽兴地提出宏伟的目标,官僚却应对乏力,政治家的野心与控制力在不断扩张,但官僚的能力与自由度都在不断被削弱。官僚不再为「国家」或是「省厅」负责,而转向为官邸负责。

忖度,指下级揣测上级的心思,上级还未开口,便已经主动地去做事。低级的权力,是有令必行,是一种外现的服从关系;高级的权力,则是这种忖度。

官邸对官僚的强力控制让官僚们纷纷向首相表示忠诚——森友学园问题中,财务省「忖度」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的心思,以极低的价格将国有地出售给森友学园集团;在加计学园问题中,面对新设兽医专业花落谁家这样一个诱人的问题,内阁府下达秘密文件给文部科学省,要求其「忖度」首相的意思,考虑到加计学园集团理事长是首相友人这一情况。

这次新年号公布之前,坊间最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内阁会不会忖度安倍首相,让新年号里面带一个「安」字?乃至新年号发布之后,仍有不少阴谋论主张最早的年号案中分明是有「安」字头的,不过被皇室否决了而已。

冷静想来,安倍很难有理由非要在年号中将姓氏嵌入,更何况「令和」的意象已经十分忖度了首相「美丽之国」的政见主张。倒不如说,「忖度」已经成为民众对政治的一般观感这件事本身,才更让人感慨。

平成元年,利库路特事件爆发,平成三十一年,森友、加计两丑闻还在继续发酵,「忖度」对日本人的困扰不断加深。

不信任官僚、拒绝宏大的国家目标、更加重视个体的感受与个人生活的安康,平成时代的日本人向着这些方向努力,拒绝「国家」与「复兴」这些壮观的叙事,却又撞到了政治家个人独裁的墙壁。民众失语,国会暗弱,政治的游戏依然停留在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相互传递。

但不论如何,明治维新以来官僚主导的格局,到这里为之一变。像樱田义孝那样的大臣,过去大家都安之若素,今天全民却可以通过视频与网络,发起对糊涂政治家与官僚操办的群嘲。

在这个日益个体化、公开化与透明化的世界里,日本人也在突破着边界。民众在冲绳问题、忖度问题上不断质问权力有没有被正当使用;民众也在地方自治、合作协同的问题上探索新鲜可能,扩展把事情办成的能力。民众的参与带来了混乱、谣言、偏信与狂热,但同时也为日本的政治带来平等、公开、严肃与变革。

对于日本人而言,「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现在这个国家」乃至「国家到底是来干什么的」,都是还在讨论中的事项。

以目标为先带来了效率,如那近代日本的崛起与战后的高速成长;也带来了垄断与个体性的淹没,一如血液事件与秘密警察。

以民意为先,带来了平等与多元,如昭和日本撼人心魄的反战运动、今日更加多元的表达方式;也带来了喧闹与迷茫,一如运动之后的空虚与无谓的争吵。

平成时代的日本在这几个概念中打转、自我怀疑,改革着根深蒂固的目标治国与官僚崇拜。

或许这两头永远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到底选择什么样的社会、锻造何种样态的国家,再也不会只有官僚们「理性」与「实用」的决断。就算低效、喧哗、吵闹,两者之间的逡巡,也要由个体的人来摸索与开创。

后官僚时代的日本,大有起伏的风潮与激动。毕竟,有人方有社会,而不是社会恩赐成就了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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